我是贵州省盘州市水塘镇小洞村三组人，寻找被拐22年的儿子庄兵兵。2001年的农历六月二十四，是昆明传统的火把节，我和老公早早就去几十公里外赶场，临走前告诉女儿在家里带好弟弟。做梦都不会想到，这是我和大儿子的最后一次见面。
那一年，在我昆明的暂住地，半年之内，不出1公里的范围内丢失了5个孩子，我的大儿子也是其中之一。现在已经找回来2个，可我的宝贝仍然没有一点消息。每当想起这件事，我就痛不欲生。之后的二十年，我们一直在寻找儿子的路上奔波。老公由于无法忍受一次次失望的打击，7年前精神还出现了问题。
1972年，我出生于贵州省六盘水盘州市石桥镇渔塘村三组，家里6个孩子，我是最小的。父亲是老师，母亲是家庭妇女，生活虽不富裕，但也很安稳。祸不单行，在我2岁半的时候，父亲因病去世，留下我们兄妹6人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为了照顾我们再没有嫁人，而是一个人承担起养育我们的责任。
小学一年级时候，母亲意外烫伤，我每天守着母亲哭就不去学校。后来母亲好了，催我去学校，我说什么都不愿意去，就这样留在家里和母亲一起干活，所以到现在我认识的字很少。童年的生活虽然非常贫困，但有母亲的陪伴过得很温暖，然而不幸却又一次降临在我们这个风雨飘摇的家中。1988年相依为命的母亲又因病离开了我们，那一年我16岁。
2岁丧父16岁丧母，又没有一点文化，我只剩下了嫁人一条路。1993年，21岁的我经亲戚介绍，嫁到了距离我所在村子只有4、5公里远的村子。因为老公之前一直在昆明拉黄包车，所以大女儿出生后我也去了昆明，买了一台缝纫机在街上摆摊。这样既能照顾孩子，也能多多少少有一点收入。1998年5月21日，大儿子庄兵兵在昆明出生后，我们还居无定所，直到第二年一家四口搬到昆明市官渡区关上镇双桥村，才逐渐稳定下来。
我们租的房子是当地人用石棉瓦搭建的，约有15、6个平方。这里没有门牌号，但对面人家是320号。搬到这里不久，我又生了二儿子，同时要带3个孩子，我就没有再找过正常的工作。不是摆摊量体重，就是做点缝纫活，或者根据季节倒腾点水果蔬菜。这样时间自由，可以照顾孩子。2000年，大女儿上了小学，我每天早上骑三轮车先把她送到学校，然后带着2个儿子出去摆摊。天气好的时候，就用被子包着孩子，放在三轮车里，饿了给点吃的，困了就在车里睡觉。后来天气转凉，觉得孩子受罪，就不做了。
做小生意虽然辛苦，但是很挣钱。我记得那会一个大男人干一天才挣十几块钱，我随便卖点菠萝，好的时候能挣100多块，差的时候也能挣4、50块。生活虽然很艰苦，可因为有孩子们的陪伴，我和老公干劲十足。2001年大女儿放了暑假，我和老公出去摆摊，她就可以帮忙照顾弟弟。农历的六月二十四，是昆明传统的火把节，市场上人会增多，摆摊生意也会比较好。于是，我提前一天晚上就嘱咐大女儿，让她在家里带好大弟，我和爸爸去远处的市场摆摊。
第二天早上，我5点多醒来，临出门之前又叮嘱大女儿带好大弟兵兵，我和老公把小儿子带上，去40多里外的市场摆摊。谁知下午3点多，堂哥到市场找我们，说大儿子被人抱走了，我当时就懵了，一屁股坐在地上。等我们赶回租住的地方已经是下午5点了，大女儿一直在哭，外甥女已经报过警。没监控，警方走访了小卖店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我们开始询问大女儿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女儿说，我们走后弟弟醒来，她给弟弟弄了吃的，后来就和弟弟一起玩。中午11点的时候弟弟哭得要找妈妈，她就带他去离我家不到1000米的地方，找摆体重秤的表姐玩。表姐买了土豆给他们吃，弟弟吃完不一会又要拉，女儿就带他回家了。回到家弟弟睡了午觉，醒来之后又要找妈妈，女儿就带他出来玩，骗弟弟说去找妈妈。
他们走在双桥村岔路口，那里有一个52路公交站，在公交站的右边是一块草坪，女儿和弟弟蹲下来玩。突然有一个人叫女儿的名字，女儿抬头看却并不认识。对方是1男1女2个人。女人和我女儿说：“我们是你妈妈的亲戚，你带我们去你家吧”。女儿当时很警觉地说：“妈妈没给钥匙，进不了家”。这时女人又说：“那我先带你们去菜市场买菜，等爸爸妈妈回来做饭吃”。说着男人牵着女儿，女人抱着兵兵就往福德成菜市场的方向走。穿过天桥的时候，男人去下面的小卖部还买了棒棒糖给姐弟俩吃。可就在女儿吃糖的时候，女人抱着弟弟兵兵朝菜市场的方向飞快地走去。
女儿感觉不对劲，就对男人说：“你不是我家亲戚，我要弟弟”。男人说：“我去给你找弟弟”。说完男人也朝菜市场方向走了。女儿吓得大哭，赶紧跑回表姐摆摊的地方告诉了表姐。那时候没有手机，外甥女只能用座机报了警。
我们住的地方离飞机场、火车站和客运站都非常近，也就4、5公里。于是连忙找来40多个老乡，打印了很多的寻人启事，边找边贴，从租住的地方向外扩散。可找了一个晚上也没有一点音讯。
在儿子丢失的第4天，派出所打来电话，说那里有一个3岁的男孩让我们去认领。当时高兴坏了，骑上三轮车飞奔过去。可到了那里孩子已经被别人认领，空欢喜一场。儿子丢了，我和老公什么活都不能干，每天睁眼就是找儿子。后来孩子的姑姑看这情况，就把大女儿接到她那里住。
后来我们又在春城晚报刊登了广告。在广告登出的第二天，我们接到了一个潘先生打来的电话，他说在双凤村岔路口，有一个端着破碗的男孩很像我儿子。虽然我当时认为不可能，但还是立刻赶了过去。可他提供的位置压根没有人。
我们找到这位先生，他说自己是从那里路过，看见那个孩子很像广告上我们的儿子。之后，我们在那里蹲守了很久，从来没有看到过他说的端破碗的男孩。我甚至怀疑他说的事情根本不存在，或者是他拐走了我的儿子，但我没有证据。为了消除疑虑，我把女儿从她姑姑家接回来，偷偷去看了这个人，女儿说不像带走弟弟的人。
我找了几十个人在昆明的飞机场、火车站、汽运站……所有交通要道出口，严防死守了4个月，在所有的地方都张贴了寻人启事，就连公交车都没落下，可就是没有儿子的一丁点信息。后来我又怀疑一个修自行车的贵州老乡。这个老乡老家和我们相隔50多公里，也是在昆明打工，并且和我住在一个村子。为什么会怀疑他呢？因为他表面是修自行车，但经常有人偷了自行车等东西后，会在他那销赃。我认为他接触的人很杂，而且他也知道我女儿的名字，了解我们的家庭情况。
在儿子丢失4个月后，我大姐夫、四姐夫、老公曾找到他的老家。四姐夫和老公藏在外面，没进去。这家有5个女儿，大姐夫进他家没发现男孩子，询问以后就出来了。那家人跟着大姐夫出来，看见我老公还有四姐夫，就找来很多人打了他们，我老公他们报了警。警察问他们打人的理由，他们也说不出。我就想，即便是他们想要儿子，但我们一直追的太紧，他们自己无法养，说不定也转卖了。一直忙着找儿子，我自己怀孕都不知道，发现的时候已经好几个月了。当时我根本没心情要孩子，可亲戚都劝我，他们觉得这个孩子也许是上帝派来的，希望她能淡化我们的失子之痛。
于是2002年4月，我生了二女儿，带着3个孩子在昆明又生活了9年。这9年我们把昆明每一个犄角旮旯都找过了，可就是没有儿子的一点消息。无奈之下，2010年我们回到了老家贵州。差不多用了1年的时间盖好房子，在老家打了2年工，我们又开始外出寻找儿子。从2013年开始，我们陆续去了全国各地很多省份，重点放在江浙一带。因为有很多孩子是在这两个地方找到的。
2016年我和老公做了DNA采血入库，一直没得到好的消息。那年夏天，有一天早上起来，二女儿做好了早饭，叫爸爸吃饭，发现爸爸有点精神恍惚，还没等她反应过来，爸爸突然抱起她走到围墙上把她丢了下去。二女儿当时吓坏了，爬起来就往大妈家跑，鞋跑丢了不敢返回去捡。
到了大妈家借了一双鞋穿上，打车去了姑妈家。到了姑妈家她没进家，就蹲在外面哭。后来我接到别人打来的电话，说老公睡在大街上，赶紧和大姑姐赶了过去。我们到了的时候，老公躺在大街上，已经失去了意识，大姑姐帮着送到了医院。老公在医院睡了4天才醒过来，精神有了障碍，从那以后，我都不敢留他一个人在家，只要出去打工都带着他。
考虑到儿子已经20多岁，最近几年我去了很多城市的大学发广告。遇到过很多热心的同学，也遇到过知道自己是被拐的孩子，每次我都鼓励他们去采血，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去年的3月和6月，我接到了福建泉州和莆田2次采血的通知，可最后都没有比对成功。每一次都是满怀希望而去，最后失望而归。
到今年，我的儿子庄兵兵已经丢失22年了，这22年我们过得真的是生不如死，无时无刻不是活在悔恨和内疚当中。我们就是社会最底层的打工族，从来不会和任何人结怨。所以我一直想不出，那个能叫出我女儿名字的人究竟是谁？这么多年他一直隐藏在我们身边吗？
丢失一个孩子改变的是全家人的命运。这22年我们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寻找儿子身上，而忽略了其他孩子的教育和成长，生活都是一地鸡毛。可兵兵是我们心上的一根刺，找不到，我和老公就永远不能释怀。希望广大网友可以多多扩散信息，也希望更多怀疑自己身世的孩子主动站出来采血，让更多寻亲家庭早日团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