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乖乖吃饭，不要乱跑啊，爸爸送完米就回来。”我做好面条，放到儿子三毛的面前，趁他吃饭的空隙，虚掩上房门，背起一袋大米，送到自家经营的米摊。从家门口到摊位，只有不到四十米的距离。我放下米，和妻子说了几句话。前后不过十分钟的光景，我四岁的儿子三毛就不见了。
我们发动亲友，地毯式搜索了方圆几十里的范围，儿子踪迹全无。我和妻子的天都塌了。25年间，我们从没间断过寻找，可我的三毛至今仍然不知身在何处。我叫艾尚洪，四川省广安市兴平镇文明村人，今年65岁。1979年，我和同村同组的刘中英订亲，1981年结婚，第二年生了大女儿。
农村重男轻女，没有儿子会被人瞧不起。为了生个儿子，1991年我们举家搬到贵州，在贵阳市南明区环南巷租了间平房做生意。离家不远的环南小学外面有堵围墙，我和妻子就在围墙外边摆摊卖米粉。5月间，孩子出生，又是女孩。我和妻子不甘心，接着生三胎。1994年4月4日，老三出生了，这次是个儿子！孩子白白胖胖大耳朵，一脸福相，我和妻子心里乐开了花，感到人生终于圆满了。我们亲昵地喊他三毛，大名艾金国。
三毛爱说爱笑，也不怕生人。我和妻子出摊到时候带着他，他围着做生意的摊位跑来跑去，见了人总是甜甜地打招呼。周围的人都很喜欢他。三毛爱去旁边的理发店玩，他喊老板娘陈婆婆。陈婆婆非常喜欢三毛，经常留他在店里吃饭。我们家对面，是贵州送变电有限公司，公司门口的台阶旁边，有一个供自行车上下的水泥坡道，我们没有时间陪伴孩子，三毛又没有什么玩具，他就喜欢在那里爬上跳下。坡道有三四级台阶高，三毛有时候从上面滚下来，也从来不哭。
一家人凑在一起的时候，经常被他的童言稚语逗得喷饭。我和妻子的疲惫，也在笑声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日子虽然清苦，因为有了三毛，日子过得有滋有味。通常，我和妻子早上卖米粉，到上午九点多钟的时候，收了早点摊，再接着支摊卖大米。每天早上收摊后，我都会给在家睡觉的三毛做好早饭，等他吃完饭我再带他到摊上卖大米。
1998年5月13日，收了米粉摊，我让妻子着米粉摊，我回家给三毛做早饭。三毛说想吃面条，也许是饿了，我做面条的时候，他围着我不停打转。面条做好后，他吸溜着鼻子说：“好香”，然后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前一天遇上个大客户，一下子买了很多米。摊上袋子里的大米不多了。我就想趁三毛吃饭的空档，送袋米到摊上。米摊就在家门口不远的地方，我回来的时候，三毛刚好能吃完饭。
三毛的脸几乎埋到了碗里，很香甜地吃着面条。我嘱咐他吃完饭别乱跑，等我回来，他答应着抬头看我。一根面条粘在他的小鼻子上，像挂着一条鼻涕。临出门的时候，我又鬼使神差地回头望了他一眼。没想到，这竟然是我看他的最后一眼。等我把米送到摊上，回到家里的时候，发现大门敞开着，没看到三毛。我以为他在和我玩躲猫猫，就把家里里里外外找了个遍，都没有孩子的影子。我又出门寻找。对面的坡道上没有三毛，我去陈婆婆理发店，陈婆婆说没有看见孩子。
我慌了，赶紧告诉妻子，她一听也急了。我们收了摊子，沿着大街小巷寻找孩子。其他做生意的人知道三毛不见了，也自发地帮我们找。十几个人，地毯式地找遍了方圆十几公里的地方，直到晚上也没有找到三毛。我连夜到派出所报了警。更多的亲友加入寻找孩子的队伍，大家分头行动，近处寨邻、火车站、客车站和贵阳市所有出口都仔细查找。
我去火车站守候，只要有列车停站，哪怕短短几分钟，都要向列车员和乘警说明情况上车查找，并将孩子的寻人启事和照片交给乘警，请求帮助查找。可是，两天两夜过去了，孩子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的心沉到谷底。我又到南明分局报了案，民警说有消息会通知我们。三毛丢了，我和妻子没有相互埋怨。自始至终，妻子没有指责过我一句。只是不停地哭。有时候，她会在深夜惊叫着坐起来，说梦到三毛端着个小碗在乞讨。
我的心像针扎一样，因为我的疏忽，丢失了我们视若生命的儿子。在心我抱住她，两个人失声痛哭。因为过度悲伤，妻子卧床不起，精神恍惚。她经常指着门外说，听到三毛在说话。有时候又说三毛回四川了，非要我和她一起回老家。我得外出找孩子，还得照顾妻子，上幼儿园的二女儿只能托付给熟人代管，生意也荒废了。送变电的老乡劝我们，不能继续这样。
几张嘴等着吃饭，孩子们还得继续上学呀，丢下生意，两个女儿靠什么来养？没有经济来源，又拿什么去找三毛？在他们的劝说下，半个月后，我和妻子才重新出摊做生意。那时网络还没有这样发达，找人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做生意的间隙，我印了很多寻人启事到处张贴，可惜，张贴不久，就被创城办的人撕掉了。
我拜托熟人、亲友留意孩子的信息，并请他们帮忙扩散。还到福利院找过三毛，因为经常有被拐孩子家长去福利院找孩子，福利院那些孩子都不愿配合了，看见来人，就四处跑开。为了能把他们聚到一起，挨个看清他们的长相，我特意给孩子们买了很多零食。同年的6月29日，王万军五岁半的儿子“小贵阳”，在红边门菜市场丢失，孩子离开他视线的时间，也是只有短短的十分钟。因为之前也有孩子丢失，我们分析，孩子极有可能是被人贩子拐卖了。后来王万军牵头，很多丢失孩子的家长，自发成立了一个民间组织“寻子联盟”。我们在贵州电视台和贵州晚报上登了寻子信息。
2000年4月，全国开展打拐行动，南明区分局打拐办的民警找到我们，重新备案做了笔录。因为警方加大打拐力度，加上媒体的报道，我经常会接到一些好心人打来的电话，只要有线索，我们都会去核实。一次，有人告诉我，大南门派出所捡到一个孩子很像三毛，我和妻子赶到派出所，民警说，经过确认，孩子不是三毛，已经被人领养了。虽然没有提供有效线索，但我们还是从心底感谢这些想帮助我们的人。
2005年，我接到一个人的电话，他说自己在广东打工，在报纸上看到寻子启示。他老板有个儿子，很像三毛，让我过去看看。但他要我先给他打钱，才会带我去看孩子。我说，孩子丢了五年了，相貌肯定发生了变化，我让他先发张孩子的照片过来，他却说，不方便拍照。再和他联系，就没有回应了，估计是遇到了骗子。2006年，被称为“中国寻子第一人”的沈浩来到贵州，给被拐的孩子制作扑克牌。他把被拐孩子的信息印在扑克牌上，并把每个孩子按照扑克牌的名称编号。三毛的编号是方块5。
制作扑克牌要交650块钱的成本费，这笔钱在当时是个很大的数目，有些人不愿意交，但我毫不犹豫就拿出来了。只要能找回我的儿子，倾家荡产我也心甘情愿。不久，志愿者张宝艳也找到我们，把被拐孩子的信息登录到了网站。2009年，南明分居刑侦队采集了我和妻子的血样，2021和2022年又采集了两次。采血入库。2013年，我和妻子去北京录制寻子视频的时候，刚到北京没有联系上录制视频的单位，我们就自己找旅馆住。
旅社的房子是石棉瓦搭建的，四面透风，我们被冻得瑟瑟发抖。我和妻子互相抱着取暖，但心里却充满着找到三毛的希望。2020年8月，我因为脑梗，住了半个月医院。出院后，一晒太阳，脑壳就痛，没法出去摆摊了。我负责在家做米粉，妻子摆摊卖货。可是2021年6月份，妻子也得了脑出血。我们年纪大了，又都得了重病，没有气力再做生意了，就选择回到四川。老家的房子早已垮塌，我们只能住到成都二女儿家里。
以前做生意的没时间。得了脑梗之后，我的时间比较充裕了，开始学习自媒体技能，开设自媒体账号。我希望通过发达的网络，寻找儿子。我年纪大，没文化，也不会说普通话，在学习的过程中吃了不少苦。可是我心里一直有个信念，必须学会。我希望自己亲手制作的视频，被更多人看到。我还加入了很多的寻子群和公益群，在群里发放三毛的信息
我视频的背景音乐《寻找儿子》，饱含了思念之情，那是仁怀李民强的原创歌曲，唱出了所有寻子亲人的眼泪和辛酸。我的自媒体账号，吸引了众多的好心人和志愿者。虽然好心人提供的线索，很多都是之前我核实过的，但我仍然深深感谢这些有爱心的人。好多志愿者，免费帮我制作寻子海报张贴，还有的把海报贴在面包车上，让寻找孩子的信息成为流动广告。
2023年春节，浙江台州的志愿者云海超市520，还把寻子信息印成挂历送给我。寻子过程虽然艰辛，但因为人间有爱，我的心里还是充满温暖。三毛，丢失的时候，你记得爸爸叫艾尚洪，妈妈叫刘中英，姐姐叫艾桂辉，你的老家是四川。那你是否记得贵州送变电？是否记得陈婆婆的理发店？是否还记得环南小学的围墙，和在围墙外做生意的米粉摊？如果你还记得，也有幸能看到这篇文章，就赶紧采血入库，和爸妈作比对。如今你已经年满二十九岁，爸妈找了你二十五年。这些年，我们不知你在哪里，过得好不好？但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你。只要一息尚存，我们就不会停止找你的脚步。三毛，我的儿啊，年老多病的爸妈日夜盼着你，赶快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