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阮庆兆，福建人。如今，乘坐飞机早已成为人们旅行的基本方式，当我们乘坐飞机徜徉于蓝天白云之间时，狭小的机舱内总能发生各种各样的故事。而我, 在一次再平常不过的飞行中，发生了一件影响我后半生的事。
就像《撒野》中讲：“人活着，总会有很多意外，有些意外是意料之中，有些意外是意料之外。”1985年，我出生在福建福州，父亲是耳鼻喉科医生，母亲是中医师，我是家里的独子。小时候，我的生活无忧无虑，随父母在瑞士时开始读的小学。天天都在玩，经常和其他小朋友一起参观博物馆、郊游、做面包、打游戏，玩得不亦乐乎。
可是快乐的日子总是很短暂，1992年，全家迁往新加坡定居，我不得不在这里从一年级重新开始读小学。新加坡属于亚洲的教育系统，比较高压，课业很繁重，而且学校的教学除了中文课，其他课都用英文。我在瑞士接受的是快乐教育，一开始很不习惯这样的高压教育，后来随着考试次数的增多才慢慢习惯，作业每次也能独立按时地完成，不需要父母辅导。
新加坡小学和国内一样，学制也是六年，也交学费，非常少。学生成绩好的话，可以用奖学金代替，所以几乎是免费。但小升初和中考竞争都很激烈。小升初考试叫做PSLE，总分300分，学生通过学校公布的分数线，才能入学。而初中升高中，要按照英国剑桥“O”水准规格进行全国统一考试，全英文，从出题到阅卷都在英国进行，难度相当于中国的高中会考。
新加坡也有高考，叫剑桥“A”水准考试，被称为国际高考，是许多尖子生想进入高等学府的门槛之一。考生可以凭成绩，申请进入新加坡公立大学、英国、澳洲等国家的知名大学。那时，朋友们都报了法律专业。但我有不同的想法，想报考法律、经济或医学。后来，我又和父亲分析，我的性格安静自律，喜欢一个人解决问题和钻研技术，更适合学医学。因此，我报了医学专业。
其实新加坡教育有些中西合璧的感觉，采用的是英国标准，很符合英国的传统。因此，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英联邦国家都承认新加坡剑桥“O”水准和“A”水准考试成绩，使得新加坡学生更容易出国深造。高考后，我收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和伦敦大学医学院的通知书。新加坡有规定，适龄男性必须要服两年兵役，不能推迟。唯一可以延迟的理由是在新加坡本地念医学院，毕业后，在军队当两年医官以作补偿。所以我当时纠结是否要推迟入伍，先去念书。
我想体验国外的教学和技术，选择了伦敦大学医学院。因此，只能先服兵役。2005年我正式入伍，刚开始是三个月的基础军训，包括跑步、障碍物、基础射击、手雷和小组作战策略等。基础军训后，我被分配当工兵，主要和重型机械和爆破打交道。众所周知，军事训练有一定的危险性，会导致人受伤甚至死亡。听说有个学长分配在突击队，在训练时意外溺亡了。
不过，我没出过大事，只是有一次在烈日下暴晒，把头顶的皮肤晒伤了，好几个星期都在流脓。当然，在军营中，也有很多值得开心的事，那时我经常和战友们挖战壕玩，晚上躺在土堆里大声唱歌。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心里从忐忑不安到坦然接受。让我不得不感慨，人长大的过程，不是年龄的增长，而是某一瞬间的感觉。正如林墨所讲：“真正的长大来得悄无声息，恍惚一瞬间，回头再看，才发现自己已经长大了。”
两年军营生活，就好像让我进入另一个世界，有机会接触更多人。因为一直以来，我都是和自己各方面相近的人相处。在军营中，我认识了来自不同民族、不同经济背景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对我的认知改变非常大，体能训练反而变得没那么重要了。2007年，我结束军营生活，前往伦敦就读伦敦大学医学院。当时，要向学校交纳巨额学费，对父母的压力很大。因为虽然父亲是以专家身份引进新加坡的，但报酬并不高。
为了减轻父母负担，节省开支，我要节衣缩食。伦敦大学的宿舍要自己租，是独立于学费以外的费用。学生有租带独立卫生间的，也有一群人合租的。当时，我选择租最远的宿舍，每天步行去学校，不坐公交车。只要放假，我就去海德公园的游乐园打工，冬天舍不得买棉袄，穿好几件衣服御寒。记得有一次圣诞节，我在公园里冷得半死，也舍不得买热饮。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因为出去娱乐太花钱，我常常蜗在学校健身房健身，意外地使我的体格练得很强大。一直到现在，健身成了我调节情绪的主要方式。
因此，我上大学的两大主题是健身和学习。我在医学院先学习了两年的基础课，其中就有经常让学生呕吐或晕倒的人体解剖课，但对于我来说，并没有特别的感觉。因为尸体都泡过福尔马林，颜色手感都不会让人想到活人。但我们都很感激遗体捐献者，学校定期会举行悼念仪式，以表达他们伟大的奉献精神。2012年，我在医学院即将毕业，有一件幸运的事降临在我身上。有一次，朋友参加国内的一档相亲节目，我觉得有趣也参加了，但那次上节目并没有牵手成功。
节目结束后，我转道从香港回伦敦。在飞机上，有一个漂亮女孩坐在我旁边，她睡着后不小心靠在了我肩膀上。当时，我一点都不觉得尴尬，甚至希望她一直靠着我睡，心想如果她是我女朋友就好了。她醒来后，一脸歉意地看着我，我当即表示不介意。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我们开始聊天。原来她是香港人，也在伦敦上大学。直到下飞机时，我们都有些意犹未尽，随即留下了双方的联系方式。从那以后，我们一直有联系。但是，当时我忙着准备毕业考试，没有太多的时间，只能偶尔约她一起吃饭。一来二去，我们对对方的心思都心照不宣。
我觉得她性格很真实、直白、大方，从来都不刻意包装自己。还会好多才艺，比如跳舞、书法、烹饪等。这么一个漂亮又有才气的女孩，谁不喜欢呢。半年以后，我们就互相认定对方是自己要找的人，正式在一起。2012年，我大学毕业。英国有规定，必须在英国工作至少一年，才可以注册行医执照。因此我在英国牛津大学的教学医院找了份普通外科的工作。这时，她在伦敦上学，我们只有周末才能见面，而且每次见面都要坐长时间的火车。即便如此，见面后，我们一起吃饭、谈论工作和学业，总有说不完的话。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开心。
2013年，她大学毕业，为了和我在一起，选择在离牛津近距离的伯明翰工作。一年后，我去美国发展，她回到香港工作，我们开始异地恋。我在美国又做了一年普通外科。美国对外来医生的引进非常保守，特别是外科。因此，我想要留在美国医院工作有些困难。除非拥有专科培训的名额才能保证完成培训，成为专科主治。我在波士顿和纽约都培训过，但相关部门迟迟不肯给我完成专科培训的名额，只给一年的合约。合约一年到期后，因为签证问题，我只能返回英国，再重新找工作。
几年间，我不得不一直往返于英美之间，其中往返美国3次，英国2次，始终无法完成临床培训，对职业生涯影响比较大。感情上，我和女朋友聚少离多，有时候一年才见两次面。所幸的是，我们的感情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2018年，我们还抽空结婚了。我们的结婚地点选在日本冲绳，那是我第一次向她求婚的地方。当时，我们从香港出发前往冲绳游玩，为了给妻子一个大大的惊喜，我提前准备了戒指、香槟和花盒。
我又和旅馆打了招呼，在我们出去散步时，让他们悄悄把房间布置好。就这样，给了妻子一个浪漫又温馨的求婚仪式。其实，我一直对妻子心怀感激，在不能经常见面的那几年，她对我不稳定的生活状态给予了极大的包容。为此，我一直努力打拼事业，希望能给她一个稳定的未来。正如辛夷坞在《应许之日》中讲：“我认真学习，卖力考试，辛辛苦苦找拼事业，为的就是当我爱的人出现，不管他富甲一方，还是一无所有，我都可以张开手坦然拥抱他。”
2019年，一位神经外科的恩师，把我介绍给哈佛麻醉疼痛部门，他们对我很友善，也认可我的能力，很快就给了我专科培训的名额。至此，我完全放弃了外科，改为麻醉科。2020年，我正式开始麻醉培训，做麻醉住院医生。以前我一直做外科，在麻醉方面的学习比较少，为了进一步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我进修了麻醉方面的培训。目前，我已成功收到康奈尔纽约医院疼痛专科的入职通知书，这所医院疼痛项目在全美最突出。听说，哈佛有3年没有住院毕业生入职了。在这里，为努力的自己骄傲一下。
2021年，我的事业终于在美国稳定下来，妻子也终于和我团聚。我们在一起八年，真正在一起的时间也就两到三个月。而她对此毫无怨言。我们的爱情缘于一场意外的相遇，而意外的相遇是为了携手余生。至此，我相信，一个人会遇见谁，她或他，会在什么地方，以何种方式出现，上帝早有安排。因为世间所有相遇皆有因由。今年，我从哈佛医学院附属医院毕业了。虽然这一路走来，经历了各种滋味的失败，和数不清的失望，甚至目标被啃食得连自己都快不认得了，但还是咬着牙，连滚带爬地达成所愿。
甚至在毕业前夕，我负责了导师剖腹产手术中的麻醉，这是导师对我的信任，也是属于我独一无二的锤炼。未来的日子，我想在美国医疗系统中立足，还需要付出很大毅力和耐力。有句话说的好：“无才不能立足，不苦不能成才。”为成大业，就要有鸿鹄之志，也要吃筋骨之苦。我会恪守医者仁心，救死扶伤的理念，在与病魔抗争的日子里，兢兢业业，负重前行，翻山越岭。和妻子也会从此牵手岁岁年年月月，不负流年，好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