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96出生于中国台湾，是一名言语治疗师。很多人不了解这个职业，言语治疗师就是治疗“讲话”的吗？其实，当我们在工作或生活中无法完成有效沟通时，也就是我们的“言语生病了”，这时候就需要言语治疗师进行治疗。就像身体生病时需要医生治疗，心理生病需要心理医生一样。
这些年，我从台湾到美国，经历了多年的学习后，更加清晰地认识了这个有爱有意义的职业，和大家说一下我所经历的故事。从小父母对我的教育非常重视，让我学习英文和各种才艺，如：钢琴、画画、围棋等等。除了静态的活动以外，我非常喜欢与朋友一起打篮球、羽球、棒球，还热爱旅行，喜欢在旅途的过程中结交不同文化背景的朋友，并开拓自己的眼界。
那时候，我对于未来的职业选择还没有什么目标，但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却让我与言语治疗师结了缘。高中时的一天，我和同学到养老院做志愿者。我们来到一个大厅的时候，我看到里面坐满了人。但是，让我吃惊的是，整个大厅安静极了，没有人说话或者拉家常，静的让心发慌。当负责人员介绍我们是志愿者的时候，大家只是看着我们微笑，有几个人发出“嗯嗯”的声音。午餐时间到了，很多人竟然无法用嘴巴进食，只能够借助看护人员把牛奶倒入鼻胃管中，这样将午餐“吃完”。
这一幕深深地刺痛了我，心里生出悲伤。我无法想像，如果无法与人沟通、无法吃东西，他们又如何享受生命的乐趣？负责人跟我们说，因为非常缺乏言语治疗师，所以很多人在中风、失智后缺乏系统的语言训练，逐渐丧失了与人沟通的能力。还有一些插鼻胃管患者，因为缺乏吞咽训练，逐渐丧失了主动进食功能。这些，都是需要言语治疗师的帮助才能完成的。
从那一刻开始，“言语治疗师”这个职业让我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决定在未来投入到这个行列。大学联考结束后，我选择在台湾语言治疗资源最好、历史最悠久的中山医学大学语言治疗与听力学系就读。在这里，我不只是得到了好的教学资源，也获得了珍贵的人脉资源。学习过程中，我发现这个专业非常符合自己的性格。我喜欢与人互动，耐心热情，这让我在学习上得心应手，最后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那时候，国内言语治疗才算刚起步。毕业后，我在台湾实习和工作了两年。期间，受到中山医池育君教授以及台大医院实习时的临床督导张绮芬老师及林育伃老师的鼓励，我决定前往美国继续攻读研究生，希望未来在美国完成学业，并积累工作经验后将最新的知识及系统带回来。很幸运，我申请到了言语治疗TOP3 的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并在这度过了充实的两年。学校注重独立思考，鼓励分享，同时也非常注重个案治疗设计。
我是班上唯一的国际生，从刚开始文化、语言上的不适应，到在同学的帮助下渐渐融入当地文化，我体验到了很多从未体验过的事情，进一步提升了我理解不同种族及文化、学会间换位思考、彼此尊重等能力。在美国实习时，发现许多华人个案得知我会说中文时，会特别开心。他们告诉我，许多华人因为在国外找不到会中文的言语治疗师，所以无法得到及时的干预和治疗，很多人因此丧失了治疗时机。我听到这里非常痛心，也让我萌发了想要帮助全球华人的想法。
很多人会问我说，言语治疗师就是教别人讲话的吗？其实我们会做的不只是教人说话，凡是语言（例如：语言理解与表达）、言语（例如：咬字不清、口吃）、社交沟通（例如：人际互动沟通）、认知沟通（例如：失智症认知沟通干预）、吞咽（例如：插着鼻胃管的个案训练由口进食）、嗓音（例如：用声过度而导致声音沙哑）、沟通辅具（例如：帮助无口语者选择替代性的沟通的方式）、口音矫正（例如：因为口音影响了求职、人际互动而想要做干预）都是我们可以帮助的范围。我们的患者年龄层可以从0岁到100多岁，从出生到老年都有。
很多人会认为说言语治疗师只会出现在医院，其实言语治疗师的工作范围非常广，医院、诊所、治疗所、学校、家庭、安养中心等等都可以是我们工作的场所。在五年的临床经验中，我觉得最大的工作动力，就是看着患者一点一滴的成长，例如：从无口语慢慢可以发出单音、词汇、句子，到可以叙事、分享事情，又或者从无法由口进食，到可以安全进食，重新体会到食物的乐趣。曾经有一位3岁还不会讲话的小朋友，妈妈带她来到了我的治疗室时满面愁容，问到前来就诊的原因时，她抑制不住地哭了。她告诉我说，她承受了很多的压力，别人都指责她，认为是因为她教导上出了问题，而导致了现在小朋友还不会讲话。
听完这位妈妈的讲述，我告诉她这不是任何人的问题，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勇敢面对。评估后我发现，小朋友的语言理解能力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语言表达上落后许多，但依然可以勉强表达“要”“好”之类的单一词汇。评估后，我为这位小朋友制定了治疗方案，经过每周两次的治疗，渐渐的小朋友从发出稳定的“要”“好”来表达他的需求，到可以说出常见的物品，例如水果、家具等。慢慢的，这些词汇组成了短句，后来又能说出句子，并且能够简单描述图片。
几个月后，妈妈的脸上出现了笑容，每次上课都会很迫不及待的跟我分享，小朋友最近又说了什么，还说小朋友最近开始会跟姐姐吵架了。听到这，我笑着说：“哇！那她进步真多！吵架可是需要具备很好的语言能力呢！”经过大约半年的疗程后，小朋友顺利“毕业”，我的内心满满的骄傲，感受到那种助人的快乐，以及自己专业能改变他人人生的成就感。这件事情也更加坚定了我对这个职业的热爱和坚持。
由于国内对自闭症认知还不是很普及，在执业的过程中，这种家属将自闭症造成的原因推给家庭的管教的例子并不少见。还有一次，有一位婆婆带了她的孙女来我的治疗室，说女孩已经过医院诊断为自闭症，婆婆认为孩子自闭症原因是“媳妇管教不当”，对我大吐苦水。尽管我一再解释“神经多样性”，并跟她说明自闭症不是因为教育因素导致，但婆婆仍无法接受，甚至认为“藤条”、严厉管教可以根本治疗好自闭症。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也让我们在沟通时伤透脑筋。
曾经有位喉癌患者，因为进行全喉切除术，丧失了发声的能力。他是位退休教授，第一次见面时，他给我的印象是亲切且博学多闻，手术丧失发生功能后，他用助讲器搭配书写与我沟通。从对话中我得知，他平常对于沟通的需求是很大的。例如：虽然退休了但还是常有一些研讨会、聚会要参加；因为无法正常沟通而感到挫折、并且不敢社交；他还告诉我气动式助讲器及书写不是他理想的说话方式，因为他觉得自己这样沟通让他有些没有尊严且不方便。在经过评估及讨论过后，我们选择了食道语介入治疗，那是一种利用类似“打嗝”的方式来说话，要长时间学习，技术难度高。
但他的毅力及努力让我十分钦佩，每天坚持练习至少两个小时以上，仅仅花了半年的时间，就可以实现清晰度大约80%的食道语沟通！更重要的是，掌握食道语之后，他的信心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并且重拾以往的社交生活，整个人变得开朗许多。这件事让我再次深刻体会到，沟通对于我们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可以传递讯息，更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促进心理健康。目前我已经亲自治疗上千位患者，帮助他们重建信心，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我计划在美国工作一段时间、累积工作经验后，把这些经验与知识带回来，并利用社交平台，普及言语治疗相关知识，规划成立视讯教学平台，帮助全球需要进行言语治疗师服务的华人。